我的舅父临死之前也许不会知道，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除了出于同胞兄妹的亲情以外，她还想到了其兄长事先与共产党代表，即我的父亲也是她的恋人——杨秀峰之间在谈判时有约定，临阵起义，并兑现承诺，接受改编，并于共产党是有功这样的事实，决不能让我舅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枪毙。为了全力营救我舅父许有强的一条活命，这时我的母亲许贵贞正日夜兼程，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两县委之间。然而，当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京安应县委驻地和负责人时，我的父亲杨秀峰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工作去了。

由于当地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后期（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间），中共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复杂，更迭频繁，人员变动快，流动性大，加之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仅靠我母亲一位农家妇人在几天的时间内，来回跋涉，步行去找到有关领导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以证起义确有其事，以还我舅父一个清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况且当时担任中共谈判代表的我的父亲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他还根本不知道我舅父许有强没有按时起义，及至自发起义之后，部队被打散，人被捕，我舅父的命运，基于他的以往所犯罪行，和时运不济而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改变，虽然有功，而功过不可相抵，虽然已经兑现承诺率队起义，并打开缺口让解放军攻入应城内，可因为没有跟谈判联系人联系上，就予以全盘否定，确实有失公允，甚至还被称“企图进行狡辩”等等一说，罪加一等；虽然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人替他作证，只有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许贵贞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上下奔波，尽管再加上她以曾经还做过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身份，但也无济于事，她毕竟也只还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除了尽同胞兄妹之意，靠血浓于水的亲情驱动，勉力相救以外，并没有力量足以改变其最终结果，拯救我舅父的一条活命。我的母亲只能勉力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以及京钟中心县委三地之间，寻找负责人，找寻当事人我的父亲及她的恋人杨秀峰，以证真伪，以还我舅父一个公正，或者给他一个公允的说法。可京安应县委在东，京钟中心县委在西，而京应县委在南，三地何止数十上百里路程而相隔遥远，路途迢迢，再加上风雨阻隔，啼饥号寒，公文往来，一见不统一，要想协调这些关系谈何容易，岂是我母亲这样一个农妇所能完成得了的使命。然而，若待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各县委驻地和当事人，能证明确有其事时，只怕是因为当事人的稍有迟疑，或者是相互间有所推诿的话，再加上路途阻隔，待她将这一切完成时，我舅父恐怕早已是枪响人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