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的研究工作本来长期以来都是在幕后的，但是这些年因为公众对于很多刑事案件的关注，您就频频地走到台前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累心的是什么？

李玫瑾：最累心的就是有很多话不能全盘托出。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没有人问过我。我们知道，犯罪是我们社会当中很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不光是被害人及其亲属们痛苦，其实，如果把一个案件完全裸露在社会公众面前，是会让很多人受到心理伤害的。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我带一个女研究生去一个地方分析一个案件，在看法医的检验时，她就坐在我的左手边，当刑侦人员把法医照片给我，都是被害人很惨的照片，我看完以后想都没想就直接递给她了。后来我就发现，从晚饭到第二天早饭，她都不怎么吃饭，话也非常少。我突然反应过来了，她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可怕的画面。这也是我后来不太爱带女生去做案件分析的原因。

主持人：您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吗？

李玫瑾：没有，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像这样的情况让我明白，有很多犯罪的事情，包括它的现场和整个案情，不是都能够拿出来说的，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当一个人完全不太接触这个领域，第一次看这样的图片，或者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是会受不了的，会觉得这个社会太可怕了，然后对生活有一些绝望或者失望。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谈一些案件的时候，我不光要考虑被害人，甚至还要考虑犯罪人的亲人，这种情况公众一般是想不到的，甚至会一同谴责的、诅咒的。像2004年马某某的案件，社会影响非常大，因为像那样全国通缉，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案件当时最有争议的就是他的动机问题。我当时去做调研就明白他的动机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也就是说，他杀了四个人实际上是为了遮掩这个事情，他确实犯罪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可他这种遮掩我认为是人之常态（有羞耻心的表现）。一个人即使犯罪了，涉及他对自尊心的维护和一些很隐秘的情感时，我应该也要为他保留，不要急于给他裸露出来。

主持人：但是，如果这个和公众所要求的知情权产生矛盾呢？

李玫瑾：我认为这个知情对公众来讲没有意义。你可以不知道

这个，但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这在司法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就可以先不说。这个保密的问题是为了他而存在的，当他已经不在了，那么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马某某当时主动为这个杀人案件请求赴死了，当时他在法庭上就讲了：“我请求法官判我极刑。”大姐要求他一定要上诉，但他坚决不上诉。我认为他已经在为自己的行为勇敢地承担责任了。